早餐过后，爸妈回房处理电话，留下我们两个在客厅里，空气重新沉静下来。

我正想去洗碗，被顾清玉拉住了袖子。

“等等。”

他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，翻开他那只黑色文件包，从最底下拿出一张便签纸，递到我面前。

“今天要见一个人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纸上写着一个名字，旁边还有备注：光明书院旧校医。

“这个人你联系上了？”我问。

他点头：“她早年离职，现在在城南的一家社区诊所做兼任顾问。昨天我发邮件，对方今天上午答复了，愿意见一面。”

“为什么找她？”

“因为她曾在日记里出现过。”顾清玉语气淡淡，“我记得她当年跟我们说过‘疼是假的’、‘你们要学会理解纪律’。”

“她是知道的。”他说完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的手腕，“我想试试她还记不记得我。”

我站起身，收好便签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他却拉住我：“不一定是她配合我们，她也可能被买通了。”

我沉声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准备，我不在意有没有被买通，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揭露光明书院的机会。

两个小时后，我们站在城南的那家社区诊所门口。

诊所不大，前台空无一人，空气里漂着一股淡淡的酒精味，负责接待的是个实习医生，把我们带进办公室后没再跟进。

旧校医大概四十多岁，穿着白大褂，脸上挂着职业笑容，一眼看过去就像是多年行医、温和可靠的那种人。

她看见我们时明显愣了一下，视线在顾清玉身上停了几秒。

“您好。”我主动开口，“我们是受过光明书院管理问题影响的家属，想找您了解一些早期内部管理的事。”

“光明书院？”她皱了皱眉，显然对这个名字有印象。

“我们想确认几件事情，”我从包里拿出一份副本，“您当年是否签署过学生健康记录备案协议？是否知情学生在发烧、过敏、情绪波动等状况下未能获得及时治疗？”

她神色一顿，但依然维持着笑：“这个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那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”我转头看顾清玉。

顾清玉站在我旁边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将袖子微微拉起，露出手腕上那道极浅的针眼疤痕。

空气陷入几秒的凝滞，旧校医盯着那道疤，有一瞬间目光慌了一下，但很快收回：“抱歉……这位先生，我好像不太记得。”

她不记得了。

哪怕曾看着他发烧到抽搐，也只用酒精擦了擦额头、塞了张纸条让他签个“体温记录”。

她装不认识。

顾清玉没生气，反而笑了，轻声说：“那您还记得当时您有没有建议某位学生‘写悔过书来换退烧药’？”

“我不记得有这种事情，你手上的针眼疤痕也不会是我弄的。”她语气不变，“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我想开口，却被顾清玉拦住了。

他没继续追问，而是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我们不会强求。”

“但谢谢您配合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背脊挺得笔直，仿佛那一整段记忆早已被放在他心里撕裂千遍，不必再验证。

我跟上他出门，走到楼下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早就知道她不会认？”

顾清玉低头看我，神情平静得近乎冷漠：

“她能说出‘不记得’，代表她记得，而且我并没有说那是被针扎的，她就直接说出来了。”

“她只是怕我们动手。”

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哭的小孩了，他也会自己保护自己，可是背后的艰辛，只有他自己懂。

他记得每一句恶意，每一次被推开的手，每一个医生的眼神但他现在选择用别的方式回击了。

我拉住他：“下一步？”

“继续往下找。”

在确认旧校医“不认人”之后，顾青云决定不再等待更多“善意配合”。

回到车上，他立刻联络冯律师。

「整理资料，准备正式立案。」

那一晚，冯律师带着江予淮连夜回顾证据清单。顾清玉将所有日记、照片、医药残据按时间线编排。顾青云则开始撰写一封给“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”的立案声明。

标题是冷硬的：

《关于光明书院系统虐待、医疗失责、性别歧视与学监权滥用的刑事控告及联合民事申诉书》

内容直指多个嫌疑人，并附带部分实名证词、日记副本、影像文件。

第二天下午，江予淮通知媒体：“一周内发布独家调查特辑。”

同时，冯律师携顾氏兄弟正式提交起诉材料，立案编号被录入系统。

法庭受理通知书送达那一刻，顾清玉抬头看着哥哥，声音轻轻地：

“下一次我们站在法庭上，他们就必须记得我了。”

我和顾清玉回到家后也把冯律师他叫了过来，我们坐在客厅，桌上摊满了文件、照片、法条册页和我昨晚熬夜整理的摘要记录。

冯律师坐在对面，习惯性地敲了敲钢笔：“这周五，法院正式受理后，我们就能收到开庭日期。现在要做的是，把一切可能被对方反驳的证据都再梳理一遍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我和顾清玉：“尤其是你们两人如果准备以证人身份出庭，就得接受‘提前审问’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我们配合。”毕竟是去法院，这种事但是要经历的。

顾清玉安静坐在我旁边，整个人意外地安静。他手边放着那本封面已经磨旧的日记本，还有我们前几日从光明书院带回的复印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