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转眼，我们在成都安顿下来已经五天了。

出发之前，杜济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将自己经商二十多年的经验悉数传授给杜敏……和我。对，他给杜敏上课的时候每次都叫上我，不知是为了向我表示他没有藏私、还是为了加强他儿子的学习效果。

按照老杜的指点，小杜带着我们投奔了城东一家老牌客栈，店主姓刘、就叫刘家客栈。据老杜说，这家客栈至少经营了十来年，自己以前往返成都做生意时，每次都投宿在这里，跟老板混得很熟。

刘老板对杜敏编造的“全家移居巴郡、生意重新开始”的谎话深信不疑，至少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怀疑。杜敏表示，家里的生意已经全都交给他、还有我这个远房亲戚一起打理，自己老爹算是退居二线。

靠着这层交情，我们陆续得到了一些情报。客栈老板告诉我们，最近城里的风声比较紧，听说好像是出了反贼，意图勾结魏国，万幸诸葛丞相高明、及时获知风声、将阴谋扼杀于摇篮中。

我听了之后非常惊悚。谁打算勾结魏国？我怎么完全没有听说过？这要是真的，我不得出手拯救意图弃暗投明的义士，免得寒了心向大魏的仁人志士的心？

再追问，老板就说不出头绪了，只说大家暗地里都是这么传言，前几日，虎贲军城内城外到处搜查，具体在搜什么，街头巷尾其实也不得而知。

我想起我们宿在城外的那天晚上，差点误伤到我们的那次抓捕行动，不知是不是他们所说的“抓捕反贼”。

不管民间传言所谓勾结魏国的反贼是不是真有其事，至少说明很重要的一点，蜀汉的核心目前并不稳固。诸葛亮自请去职前往汉中，多多少少，总是与朝堂斗争有关的。

我无意深究蜀汉的内政，我只想知道夏侯和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、是不是还活着。

尽管我和司马昭都不愿意承认，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性就是，夏侯和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。

没有人能够保证他还活着，更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仍然在成都。我们要在成都的茫茫人海、在蜀汉的权力中枢排查出夏侯和的轨迹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

真正来到成都，走在青石板的街道上，感受着城市熟悉又陌生的触感，我的脑子才彻底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是多么莽撞。

就连司马昭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昨天晚上就寝之前，他单独来问我：“叔权哥，我们要怎么找到义权的下落啊？你有什么头绪吗？”

我毫无头绪。但我也不能告诉司马昭我一点思路都没有，甚至想得过于天真简单。

这几天，我们都处于碰运气的状态。我们的“锦牌”能够在城内停留的时间只有三十天。三十天过后，如果不离开成都，就要去衙门说明理由、申请延期。

我让司马昭跟着杜敏，去“做生意”，出入各大布庄，假装是真的要做生意，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

筚红棘有他独特的作用，是真正意义上最合适的细作人选。我让他注意安全之余自由发挥，不作任何限制。

跟我一起的三名亲兵，我让他们轮流，每天留一个人在客栈里负责联络，另外两个，一个跟着杜敏那组，另一个跟我一组。

我则让黄权跟我一起，在城中四处闲逛，寻访记忆。

黄权当年降魏的时候，结发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都留在成都。他非常担心自己走投无路选择投降的举动会连累妻儿。曹丕为了安抚他，专门派人去成都打探过消息。

根据打探回来的消息，当时确实有人认为他“叛国投敌”、妻儿应当连坐。但刘备力排众议，认为黄权是被迫投降，不是主动投敌，战事失利的责任不应由他承担，宽恕了他的妻子和孩子。

过了这许多年，黄权与留在蜀汉的妻子早已断绝音信。这次我决定带他一起来成都，令他十分激动，也感到难以置信。

八月的成都，天气转凉，空气湿冷。我跟黄权走在微微濡湿的青石板路上，耳听川中口音的叫卖声、交谈声，身在异乡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我闲聊道：“蜀地饮食，辛辣为主。不知我那兄弟是否吃得惯。”

黄权轻声笑笑：“蜀地潮湿，辛辣可助驱散湿寒之气。不过我日常见公子饮食，对辛辣似乎并不介怀。”

我干笑两声：“久在襄樊，我的口味，比起从前也变了不少。”

其实主要原因不是“久在襄樊”，而是“久在三国”。这个时代的烹饪水平和食材的丰富程度，比起现代社会还是相差甚远。基本上，一个地区的饮食偏好和食材种类，就只局限在该地区，跨区域流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也就注定我吃不到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很多食材和水果。

但人类这种生物，基本上是能够适应一切环境变化的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习惯了，并且尽我所能去改善自己身边的小环境。所以我自己的“小灶”，其实味道还不错。

我眺望了一眼街道的景象，轻声道：“黄公离乡多年，可还记得旧宅大门朝向何方？”

黄权深深看着我，缓缓摇头：“记忆不清，早已淡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