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洛阳前往江陵的路上，我有意路过许昌，主要目的是探望老朋友——许昌令齐非，以及许昌屯田校尉刘权。齐非出身寒门，是我发掘、举荐给曹丕的。他做事认真踏实，施政颇有成绩，很得民心。刘权的真实身份则是刘备早年所生的长子，我在蜀汉的暗流涌动之中拉了他一把，带他来到魏国，同样举荐他做了屯田官员。我对他们两人既有救命之恩，又有知遇之情，一直以来尽管聚少离多，彼此间书信来往从未间断，称得上是过命的交情。

齐非和刘权一直在许昌，一个做行政官，一个是屯田官，配合得相当不错。而我不是在京城洛阳就是出征在外，与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了。而且我在赴任之前，对曹叡提出将刘权调至江陵，负责筹备屯田工作。曹叡同意了。因而我路过许昌，也是为了带刘权一起走。

刘权事先已经接到了调令，因而已经有所准备。见到我，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，甚至泣不成声。这种过于激动的表现倒把我弄得很不好意思，尴尬多过感动。齐非就正常得多。虽然同样很激动，至少保持了基本的礼仪。几年过去了，刘权仍是当初独自入蜀寻找父亲的那个乡下青年，耿直朴实，并未沾染官场污浊。

我在许昌住了四天，期间主要是跟齐非在一起。刘权忙于工作交接、行李打包，给了我和齐非单独交谈的机会。我们交换了对时局和朝政的看法，齐非的见解再次向我证明他的战略眼光和行政能力。我没有对他透露太多，只勉励他好好努力，日后总有朝堂相见的一天。

而马钧，就是齐非向我推荐的。

他说马钧并非本地居民，似乎是游历至此，暂时住了下来，帮人修理车马器物维持生计，因为技艺高超，迅速积累了口碑。有一次，屯田营的水车坏了，便死马当作活马医找他来修，没想到他不仅修好了，还做了些改动，水车用起来比以前顺畅了许多，众人都啧啧称奇。齐非认定这是个人才，便把他留在许昌，准备找机会向朝廷举荐。无意中听我说起马元病逝、身边缺乏得力的技术人才，他灵机一动想到了马钧。

我一听马钧的名字，顿时兴奋起来，立刻让齐非带我去见。这个历史上评价很高的发明家看起来才二十多岁，稍稍有些落魄的样子。一问，果然才二十四岁，还比我小两岁。我十分诚恳地请他做我的幕僚，跟我一起去江陵，他有些高兴地答应了。

带着搜罗来的两个人才，夏侯和与司马昭两个小崇拜者，还有我原本的亲兵部曲，我以壮大的阵容回到阔别数月的江陵，与夏侯尚做了交接，重新接管江陵防务。随后我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调整江陵的布局。我把刘权从许昌要来的目的就是想在江陵城外进行屯田，确保军粮的供应。刘权虽然是刘备的亲生儿子，但他从小就跟刘备失散，跟着普通农户在田间地头长大，种庄稼是他的老本行，性情也很容易与农民打成一片，这是他能把屯田这件事做好的主要原因。不同之处在于，他在许昌负责的是民屯，而江陵势必以军屯为主。不过我对此不怎么太担心，毕竟我在江陵的威望足够压得住阵脚。

把屯田的事交给刘权，城内的行政工作仍由长史沈钟打理，我带着马钧迅速投身“技术研究”。马钧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很快发挥出作用，在他的改进下，车船的性能和稳定性又得到了加强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他把我和马元做出来的震天雷也搬到了船上，几乎做出了舰载炮的雏形。我欣喜若狂，让水军校尉唐复挑选出部分精兵，精心训练，务必熟练掌握全新的船型和全新的战术。火|药的存在已经不是秘密，但我并没有给它正式命名，仍称之以“西域秘药”掩人耳目。

反复的改进、反复的操练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战场见真章。如今真的到了这一时刻，站在起跑线前等待发令枪响，我怎能不激动异常？

为了这次增援突袭，我和唐复、马钧、沈钟等将领幕僚一起，苦思冥想了许久，想出一个勉强能够克服黑夜行船难题的办法，就是改进船上用的风灯，将灯火的光源集中，借助手电筒效应，能够将光线集中在一个方向，类似于低端的探照灯。再找来当地最熟悉水路的老船工来领航，我们的水军船队在出发前成功完成了夜航试验。

尽管如此，我在接到增援命令、率领水军出发时，仍旧按照正常情况在白天出发。顺流而下前往江夏，小船走得快只要一天，大型船队也仅仅需要两天。我精确计算着行进的时间，刚好留下半天的路程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拔锚起航，成功接近了东吴的水军营寨。

敌军就在眼前，不需要再犹豫和等待。我紧盯着灯火昏暗的吴军阵营，坚定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