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□初期，中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经济增长大幅下滑，许多关键产业的产值下降，196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，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。就在这时台湾当局又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高潮，但岛上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，根本不当一回事。由于大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使中国大陆国际地位不断提高，因而愈来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，美国政府为了它的利益不得不改变对台政策，停止了对台的一切援助，使台湾依赖美国的梦想彻底破灭，反攻大陆也随机成了泡影。

这几年，自从国防特别捐办公室撤销以后，杨天啸就把绝大部份精力放在阿琪和寻找孙玉海身上，阿琪上小学二年级了，在他精心照护下阿琪长得越来越漂亮。杨天啸特别喜欢她，无疑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和重要精神支柱。他曾带着阿琪三下高雄，利用各种渠道寻找孙玉海，但是毫无结果。曾经有人告诉他几年前是有个拾废品的，因两腿患关节炎不能行走，坐在一个用木头做的滑板上，后来不知去了那里？还有人说可能死了。杨天啸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是孙玉海，因为他知道孙玉海在大阵岛就已经患上严重的关节炎。为了能找到孙玉海，将寻找范围扩大到高雄附近的几个县市，找了好长时间依然音信全无，种种迹象表明孙玉海很可能不在人世了。使他不得不放弃寻找，这段时间杨天啸的情绪相当低落，幸亏有阿琪陪伴，一个多月后他的精神才渐渐好转。

尽管如此，他并没有放弃揭发毛作仁，依然坚持不懈地上级寄发检举材料，因此遭到毛作仁的恐唬和威胁。有一天晚上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暴打一顿，幸亏有人发现报了警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，他也意识到肯定是毛作仁所为，可是没有证据，只好与上次车祸一样，不了了之。

由于孙玉海的失踪和张红林的残废，他对老兵悲惨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关注了。

有一天。杨天啸到超市去给阿琪买东西，当他走到超市门前时, 见地上躺着一个赤脚的乞丐，满脸污垢衣不遮体，怀里抱着一个破碗，里面放了几个硬币，嘴里不住地乞求着：“可怜，可怜老兵吧。”他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。

杨天啸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即停住脚步上前问道：“你是个老兵？”

“对，请你可怜可怜俺吧？”

杨天啸仔细打量着他：“你是四川人？”

那人翻眼看了看他，回答说：“对，俺是四川重庆的。”

“那年到台湾的？”

“49年。”

“政府不是把你们安排在荣家了吗？每月还有补助？你怎么当乞丐？”

“补助刚够吃饭的，我去年得了一场大病，借了多好钱，没法子，只好要点钱还账。”

杨天啸又问：“晚上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人对他说：“没有固定的地方，车站、街头、墙角、水泥管子都住过。”

“这么多的蚊子，如何受得了？”

“习惯了，就没事了。”

杨天啸看到他，突然又想起了孙玉海。便掏了100元台币钱给了那老兵。

那老兵感激不尽，向他叩头致谢。

此后他经常去附近的荣民服务社了解关于老兵的情况，发现他们不仅在生活十分艰苦，更为严重的是绝大部份荣民的性格上发生了扭曲，在这些人身上，似乎已经不再有常人的那种感情了，别说是发发善心帮助帮助他人，就是人类固有的同情和怜悯，在他们心中早已荡然无存，他们就好像一群冷血动物那样冷酷无情。

一天，他听说在台北一家荣民服务社发生了一件命案，说一位荣民丧尽了人性，因为怀疑室友偷了他的钱，竟持水果刀将室友活活杀害。

他得知后感到非常震惊，亲自跑到这家荣民服务社去了解情况。

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，一位姓阚的荣民，因为不满室友声音过大而发生了争吵。随后，阚发现自己身上的钱少了300台币，怀疑是他室友给偷去了，他趁室友睡觉时，竟然拿起水果刀向室友猛刺。导致室友失血过多而死亡。然后他将尸首抛到山谷里，说是摔死的。后来钱也找到了，在警察的审问下，不得不承认是他杀的。这两个人不仅是一起从大陆来台的老乡，而且又一块退役，在同一房子里生活了好几年。就为了区区300元台币，竟不顾风雨同舟，休戚与共近二十年的同泽兄弟之情，相互残杀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，让杨天啸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怀疑一定是那个姓阚的荣民患上神经之类的疾病，不然不会对同泽兄弟下这样的毒手。

以后他只要有时间就去荣民居住的地方了解老兵的情况。

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台北县城附近的一荣民之家发生一件事。这个荣民之家设在县城东边的山谷尽头，虽然离县城不太远，但交通相当僻塞，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崎岫山崖小路，路的一边就是悬崖绝壁，一边是几十米的峡谷深。这里居住着一千多名老兵，这些老兵的家乡观念极强，他们以大陆籍贯成立了好多帮派，如河南帮，江苏帮，山东帮等等。他们相互之间经常打架斗殴。有一次为了争娶一个女哑人，河南和江苏两帮的老兵打了起来，结果造成一死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，幸亏宪兵及时赶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政府为解决这些老光棍的生理需要，特地在此设立了荣家茶社，专供老兵们享用，不料他们又因为争一个妓女，是明争暗斗，最后大打出手，搞得鸡犬不宁。

居住这里的老兵，并不全是光棍，也有极少数混个一官半职的老兵娶上家眷的，上头为了这些眷属不遭受这批老兵们的搔扰，把他们安排在几里远的地方，专门设立了一个眷村。这些人虽然有了家眷。但他们娶的大部分是残疾女人，瞎子、聋子、少胳膊无腿的、精神有病的、半身不遂的、还有长期卧床不起连屙尿不能自理的，甚至还有不愿穿衣服赤身裸体，见人就打的疯婆子，无奈之下只好用铁链锁在屋里，总而言之世上最丑陋最肮脏的形像和面孔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展现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。有两个老兵外出遇车祸，被摔死在山谷中。可悲的是在当地连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，这里的百姓一听说是大陆人都摇头不干，也只好让老兵去抬了，想不到这些老兵同样没有一个愿意去的。有位本土李姓队长训斥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是大陆人，都是同胞同泽的兄弟，你们就忍心他们曝尸野外吗？拍拍胸脯问问自己，你们良心何在？遇难的弟兄尸骨未寒心先寒哪，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……”

不料他的话被一个老兵打断：“李队长，你要说给我们讲良心，你不够资格，更没权力指责我们，因为你是台湾本地人，根本不理解我们老兵的感情，要说寒心的，不是遇难的弟兄，他们死了倒是一种解脱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我们活着的弟兄，蒋总统口口声声给予我们是最高的荣誉市民的称号，可以享受最高最优惠的待遇，却恰恰相反。这种兔死狗烹，卸磨杀驴的作法，算是什么优惠，明明是拿我们老兵不当人看。”

“对。”另一个老兵接着气愤地说：“我们老了，回乡的梦也做完，现在也没什么用了，我们的死活也没人问了，死了一个荣民，竟在当地连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。还要我们这些老兵自己去抬，李队长，如果我们死了谁去抬呢？告诉你吧，他们虽然死了，但比我们要幸运的多，因为不要再煎受那种有家不能归的滋味，也不用着再受人看不起的白眼了。”

一番话说的李主任无言可对。最后没办法，只好每个尸首花3000元，雇用这些老兵把尸首从山谷里抬了出来。3000元的价格就能把这批只认钱的老兵收买，这些老兵除钱以外，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任何关于感情的东西了，可想可知这老兵的人性已被扭曲到何等程度。

杨天啸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台北拜访一位资深的心理学专家。

专家是这样解释的：“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，更不能指怪这些老兵没有人性，其实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，是战争造成的他们有家不能归，也是战争造成的他们将近半百而不能成家立业，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融入台湾社会，而是处在一个极其封闭的状况内，再加上他们回乡无望，在台湾无依无靠，是无情的岁月夺走了他们生存的希望，残酷的命运泯灭了他们的道德和良知，因此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一切奢望，变得麻木不忍，甚至丧失了人性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们这代人已成为历史的牺牲品，成为黑暗时代的殉葬品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杨天啸如大梦方醒，终于明白过来，同时在他的内心有一种极其不安的情绪油然而生，他不由的为这些老兵的心态和处境产生了忧虑，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又不知从何处下手？

他告辞了专家，在回去的路上，经过车站旁边的大街时，发现人行道上趴着一个乞丐，面前放一破茶缸，杨天啸一眼就看出是一名老兵，因为他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，已烂得不像样子。他急忙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放在那人面前的茶缸里，老兵感激的趴在地上向他点头致谢。

杨天啸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蹲下来准备向他了解一些关于老兵的情况，就在这时突然跑过来两个警察，老兵一看当时就紧张起来，慌忙把茶缸中的钱装进口袋。一个警察上去踢了他一脚：“混蛋，你今天又跑到这里了。”

老兵忙双手抱拳哀求道：“长官，你就可怜可怜俺老兵吧？”

警察根本不管他这些：“混蛋，你们这些大陆仔净给台湾丢人，起来，跟我们到局子去一趟。”

“不，不，长官你行行好。”

一个警察一把将他拉了起来，吼道：“快跟我们走。”

杨天啸有些看不下去，忙说：“两位，难道要饭的也犯法吗？”

两个警察同时把目光转向他，其中一个洋洋不彩地说：“虽说不犯大法，但他这样衣不遮体，即损坏了政府形象，又影响了市容，再说政府巳给他们补助。”

“看他挺可怜的，就放他走吧？”

“我说你这位老兄，你也别可怜他，这些人不仅没有给台湾带来任何好处，却成了一大负担。整天抓不完，这几天有美国官员访台，当局领导命令我们如果再发现街上有乞丐，我们就只好下岗，为了防止这几天出现乞丐，全部请进局子。”说罢就将那个老兵带走了。

杨天啸想看看他们如何处置这位老兵，就跟着一块来到站下分局。他们并没有对他进行审讯，只是问了问名字，然后就把他关进一间巳有几个人的小铁屋内。杨天啸问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要饭的？一位分局领导说：“他们这些人吃着政府的补助，还经常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，故意来街上影响市容。政府也没办法，等美国官员离开台北，就放了他们。关在这里我们也是个负担，供他们吃供他们喝，他们有的竟然就不愿走了。”

“还有不愿出去的？”

“有个叫孙玉海的，进来以后撵也撵不走，到如今还在这里，你说气……”

杨天啸蹭得从椅子站起，以为听错了。急忙问他：“哎，你说有个叫什么来？”

“叫孙玉海的。”

“就在这里？”

“对，去年进来的。这人够可怜的，两条腿不能动，坐在一个滑板上，他死活不肯出去，我们也不忍心撵他了，就把他送到收容站去了。”

杨天啸怎么也想不到孙玉海会在这里，不由地一阵高兴，没想到他还活着人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曾三下高雄未找到，居然在这里无意间碰上了，他赶忙向这位领导恳求说：“麻烦你，是否能带我去看一看他，不瞒你说，我和他是同村的老乡，已找了他几年了。”

“是吗，哎呀，实在是太巧了。”

那位领导便带着他来到收容站，当孙玉海出现他面前时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孙玉海的模样已变得面目全非，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整个瘦小的身子绻缩在一个木制的破滑板上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头发如一团乱麻似的，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，浑身上下全是黑的，根本分不清是肌肉还是衣服，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当孙玉海认出是杨天啸时，竟抱住他的腿像女人似的放声大哭。杨天啸也悲痛地说不出话来。

杨天啸马上租了个车子把孙玉海送回桃园，先给他洗了澡，理了发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然后把他抱到床上。

孙玉海高兴地流着泪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睡过床铺了。

杨天啸问他怎么到台北的？

他回答说：“从一出狱，我就在屏东流郎捡些破烂什么的，此后来到了高雄，由于长期睡水泥管子，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了，因没钱治疗，很快就不能站立，只能坐在一个滑板上，用手扒地向前滑行。由于身体不便，后来破烂也无法捡了，只好沿街乞讨。前年我想打听你和红林哥的下落，听说你在台北服刑，我便乘车来到台北，也没打听到你的消息，就留在了台北。去年被他们因影响市容抓进局子，虽说那里没有自由，但有住的地方，每天还给吃给喝，尽管少一点，可不要扒着滑板去要饭了，所以我就不愿出去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我。”

“我到高雄找了你三次，想不到你到了台北，我马上给红林打电话，也让他高兴高兴。”

“红林哥，他现在那里？他还好吗？”

“修中横公路时，失去了一条腿，现住在花莲荣家服务社。”

孙玉海大吃一惊：“怎么，他失去一条腿。”

“对，失去一条腿，就是万幸了，不然连尸首也见不到了……” 他把张红林和自己的近几年的情况向孙玉海简单地叙述了一遍。

“大哥，你看为了我，让你也受了这么大的罪，不仅团长没有了，而且还蹲了这么多年的大牢，真是对不起你。”

“哎，谁叫咱是老乡来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”

孙玉海问杨天啸：“大哥。咱还能回家吗？”

他对这个问题早已失去了信心，但怕孙玉海悲观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望着玉海脑袋上的疤，反问道：“哎，玉海你脑袋上的疤是怎么回事？” 从见面杨天啸就注意到了，一直没有来得及问。

孙玉海摸摸了头上的疤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这是在监狱里摔的，那段时间不知咋的？光想家，晚上只要一睡下，就觉得回家了，醒来总是空欢喜一场。临该出狱前一个月，有一天晚上做梦一下子从铺上栽了下来，大脑受到震荡，经常神志不清，恍恍惚惚的，从那天起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那天打扫卫生由于脑子不清从架子上掉了下来，头摔破了缝了几针，住了几天的院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害怕睡觉。”

杨天啸忙问：“你做的什么梦？”

“那天晚上，我刚睡着不大会，就做梦回了大陆，我爹见到我高兴得不行，第二天，他非我进城，还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，然后带我去澡堂洗澡，让我洗过澡把衣服换上。当时我也忘了刺在身上的字和国徽，脱了衣服后，一个洗澡的叫了起来：‘快来看，他背上刺的□□抗俄杀朱拔毛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国徽。’这一叫不要紧，一下子围上来好多人，我慌得也没洗成澡，马上穿上了衣服，有人说我是特务，也有说是叛徒，把我爹气得不行，对我说身上字和图案不剐掉就别进家门，我去了几家医院都说不能做，有一家还差点要把我送到公安局。我吓得跑回家，我爹一看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就把我赶了出来，我在街上转悠着，突然下起雨来，我看见一家大门外有一个小屋，就钻进去想避避雨，不料这是个狗窝，从里面忽地闯出两条大狗。我吓得扭头就跑，一下子从床上摔了下来，这才知道是做梦。。”他沉默一阵。又接着说：“我想好了，出狱后就把身上的字剐掉。可是我找了几家医院都不敢给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