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大人继续问道：“你说你无辜，可有证据或者证人，能证明你的清白。”

祝卿安心中一颤，唯一能证明她清白的林三娘已经死了，眼下只有祝卿好会在不明不白下为她作证，可连事情的始末都不知，就这样不清不楚的叫来祝卿好，要怎么证明她的清白？更何况陶显亦和李妈妈在，难保不会把祝卿好也牵连进来。

祝卿安左右一思量，想着将罪名推回到李妈妈身上，便道：“回大人，敢问李氏可有证据能证明我教唆过林三娘、污蔑过陶厂主清誉？若没有，那便是李氏污蔑我在先。”

这话一出，身后的百姓对祝卿安议论的更是激烈，一男子好悬越过衙役直接冲进来，带着满眼的嘲讽和戏谑对祝卿安指指点点道：“李大人，这般能言善辩的女子我在泸州从未见过，要我说，应该先打个三十大板好好惩戒，能把这板子应下还不改口，那才能证明她的无辜。”

那男子声音雄厚，清清楚楚的进了祝卿安耳中，这重刑之下，大多是冤屈，更何况三十大板下来，祝卿安能不能保住自己这条小命都是问题。

更何况这件事的重点应该是李三娘，而不在她的身上，祝卿安又道：“李大人，三娘有冤状告，该查的难道不是她状告之事，而不是二人对我空口无凭的污蔑。”

李大人听后，眉头紧锁，他静静看着祝卿安反驳，“那为何他们独独污蔑你，而不污蔑其他人？可见你于此事上也并不无辜。”

听闻此话，祝卿安被气的大喘了口气，神色中有害怕、有气愤，可更多的是对这样直接而粗暴指控的感到无助和绝望。

她似是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在这个封建社会下，任何的辩解和声音在这些男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，从一开始，她就是为了挡林三娘的状告而被揪出来的，陶家在泸州有权有势，又有无数百姓的攀附，祝卿安任何的言语都显得空白并虚无。

陶显亦坐在一旁看戏许久，终在堂上沉默无声许久后，脸上挂上了虚伪的悲痛，他懊悔地拍着腿，声音颤抖的说道：“大人，这七年我与三娘情深义重，她一直稳重听话，虽然状告之事她有错在先，但人既已归于黄泉，我也不想追究。”

陶显亦靠在椅背上，大喘口气，又道：“这陶厂从南淮战之后，在天衡一家独大已有三十余年，这三十年来陶厂广施恩惠、救助难民，更有当今圣山钦赐的‘善人’牌匾，难道还不能证明我陶厂清誉？这生意场上难免有小人从中作梗，我也不是未曾经历，从前只觉得大家有钱一起挣有好处一起分，并未在此过多纠结，谁知今日竟酿成大祸。此事还请大人严惩，让我知晓这事情始末，还我陶厂一个清白。”

陶显亦的话引起了在场百姓的共鸣，开始纷纷附和，要求严惩祝卿安。

“陶大人去年还帮我已去的女儿下葬，前年收成不好，大家买不起粮，也是陶大人将稻谷拿出来，才让家家都吃饱饭。”

“陶大人年年如此，我们百姓亦可作证，这女子心思歹毒，若不严惩，难以平民愤。”

李大人的目光在祝卿安和陶显亦只见徘徊，显然是在权衡利弊，陶显亦是陶家家主，泸州首富，而祝卿安不过是一个身份不明不白，被陶显亦收留进陶厂的弱女子，谁的话更可信，答案似乎显而易见。

百姓的呼声越来越高，祝卿安感到自己被逼进了绝路，想过陶显亦身份带给他的加持，却不想他在陶厂作威作福，却惯会拉拢人心，在民众心里居然有这么高的声望。眼下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她可能真的要背负这个不白之冤。

祝卿安打断众人的呼声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决绝道：“大人，如果真的有罪，民女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希望大人能给一个机会，让民女找出真正的凶手。”

李大人沉吟片刻，似乎正在思考祝卿安的提议。但是就在这刻，李妈妈突然上前，跪倒在地。

“大人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担保，她教唆我女儿，损害陶厂声誉，如若不实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”

陶显亦和李妈妈步步紧逼，李大人见祝卿安没有丝毫要认罪的样子，只能抬手，唤了门前的衙役。

“上棍刑。”

祝卿安脸色骤然一变，似是想做最后的挣扎，“大人，民女真的冤枉。”

走上前的衙役粗暴地将祝卿安按倒在地，后将双手捆绑于身后，冰冷的石板跪的祝卿安生疼，肩膀上的那双手，用足了力气，让她挣扎不得半分。

衙役高高举起棍子，那根沉重的木棍在空气中划过一道阴影，直直地朝着祝卿安背部落下。

祝卿安紧闭双眼，心跳声几乎要跳出胸膛来，这三十棍下来，轻则重伤、重则丧命。

一棍落下，祝卿安身体猛地一震，那力气似乎穿过了衣物和皮肉，打在她的五脏六腑，然后传遍四肢百骸，祝卿安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，指甲也深深陷入掌心的肉里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转移背后的疼痛，可惜，效果甚微。

一棍与一棍之间的间隔并不短，似乎衙役有意让这种痛感深入骨髓，祝卿安觉得自己再被打下去这副身子就要散架子，便在心中下意识呼唤了系统。

这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。